抗战时期《新华日报》纸张的来源

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虽然国民党允许中共的《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公开出版发行，但从《新华日报》诞生的那一天起，就一直遭到国民党顽固派的种种迫害和压制，纸张封锁即是其中最毒辣的一手。

然而，由于《新华日报》立论公允，报道真实，深受国统区读者的欢迎，影响日益扩大，印数不断上升。加上报馆还要印制大量的党内文件和进步书刊，《新华日报》的用纸需求量急剧上升。面对国民党的封锁，如何保障新华日报馆的纸张供应，从而保证一报一刊的正常出版，就成为直接领导《新华日报》的南方局的当务之急。

1940年3月，报馆派出刚从新四军撤回报馆工作的苏芸等人，让他们乔装打扮，以普通纸商的身份到川东梁平等地调查了解纸张生产和交通运输等方面的情况。苏芸找到了熟人介绍的纸商王织森，通过王织森帮助《新华日报》秘密收购纸张。1941年8月，《新华日报》决定让苏芸以个体商人身份投资8万元，王织森代表垫江股东投资1万元，梁平锦屏镇镇长欧仲武等地方势力认股1万元，共10万元资本，在梁平锦屏镇创办了川东复兴纸厂。纸厂开工后，每天由锦屏镇发运100担左右的白报纸到长寿，再用木船转运至重庆。

《新华日报》的纸源充足，自然引起了国民党顽固派的注意。1941年底，国民政府重庆市社会局局长包国华以“操纵纸张市场、囤积居奇”等罪名，密令逮捕苏芸、查封川东复兴纸厂、没收全部纸张。

川东复兴纸厂停办后，《新华日报》与王织森商定：完全由垫江商贾集资另行筹办建华纸厂，由王织森任经理，像过去川东复兴纸厂一样为《新华日报》供应纸张。直至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从未中断。

《新华日报》建立的纸厂还不止“川东”和“建华”两个。在川东纸厂被查封前，《新华日报》就曾派苏芸等人组成工作组，到大竹、广安、铜梁等地考察，准备筹建另一座纸厂。经过实地勘察，最后选定在广安县阳河场的丁家坪建厂。这里地处华蓥山，造纸原料和煤炭资源很丰富。交通也十分便利。《新华日报》总经理熊瑾玎根据周恩来的指示，要求苏芸做到“绝对保密，长期以资本家的身份办好这个纸厂，要使《新华日报》的用纸无后顾之忧”。

为了使广安纸厂取得合法地位，纸张能够顺利运抵重庆，苏芸通过在重庆立信图书用品社工作的地下党员褚度凝与该社负责人潘序伦达成协议：由该社为苏芸出具在广安办纸厂的一切证明文件，纸厂则长期向该社供应纸张。潘序伦是国民政府的立法委员，有较高的社会地位。

于是，广安纸厂有了可靠的合法身份，所产纸张经包装后盖上“重庆立信图书用品社”的红色大印，一路上车载船装，直发山城重庆。虽然沿途国民党军、警、宪关卡林立，但因广安纸厂手续齐备，其纸张都能顺利地通过各种检查，平安地运到重庆化龙桥边的嘉陵江畔，再转运至虎头岩下的新华日报馆。国民党顽固派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没有发现广安纸厂的纸大部分供应给了《新华日报》。

《新华日报》的纸源十分丰富，除了供应报馆一报一刊平均每日用纸四五十令及印刷党内文件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等单位的全部用纸外，友好同业如《新蜀报》等一遇纸张紧缺，《新华日报》总是慨然相助。甚至连国民党中央机关报《中央日报》也找《新华日报》借过纸。

在《新华日报》经历9年零1个月又18天的日子里，《新华日报》从未因缺纸少印过一张，从而保证了中国共产党的声音在大后方国统区最大限度地得以传播。该报总经理熊瑾玎形象地说：“纸厂就好比为我们前线作战生产枪弹的兵工厂，没有枪弹的军队是无法作战的。”